民用无人机领域几乎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监管只能依附于1996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2003年实施的《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这两部法规均以有人驾驶航空器为核心制定，对无人机的适航标准、空域使用、操作资质等关键领域毫无针对性，彼时的无人机飞行多处于“放任自流”状态，地方政府仅能在重大活动期间发布临时管制通告，全国层面始终缺乏统一、稳定的监管规则，有人机与无人机的空域冲突隐患暗藏，融合飞行更是无从谈起。
时代的需求，催生监管的觉醒。，无人机产业快速兴起，监管重心从“被动管设备”转向“主动管人”，迈出了规范化的第一步。2013年，民航局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驾驶员管理暂行规定》，首次明确小型以上无人机操作人员需持证飞行，让无人机飞行有了“人”的约束；2016年，民航局更新发布《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管理规定》，进一步细化驾驶员分类、培训考核与管理要求，让资质监管更加科学可操作。同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无人机“分类管理”思路，为后续低空开放、推动有人与无人融合飞行埋下伏笔，虽未细化落地，却为立法指明了清晰方向。
随着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体系化监管成为必然。2017—2023年，我国逐步构建起“人-机-空域”联动的监管链条，为融合飞行筑牢基础。2017年，民航局出台《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制登记管理规定》，要求250克以上民用无人机实行实名登记，实现“人机绑定”，从源头打通追溯链条；2018年，《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首次明确“分类管理、适飞空域、融合飞行”等核心概念，将融合飞行从理念转化为具体立法构想；2021年，民航局发布适航审定相关程序文件，要求中型以上无人机开展适航审定，推动无人机彻底摆脱“消费玩具”的标签，向“民用航空器”属性回归，与有人机的监管标准逐步接轨。这一阶段，监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从人员资质到设备管理，从空域划设到适航要求，全链条监管框架逐步成型，为后续法典化立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无人机管理迎来质的飞跃，而2026年7月1日新民航法的施行，更是将这一进程推向顶峰。2024年1月1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无人机飞行的国家级行政法规，标志着无人机管理进入法典化、制度化阶段，条例细化分类管控、空域使用、飞行报备等规则，配套技术标准与综合管理平台同步落地，实现无人机飞行“看得见、管得住、可追溯”，为融合飞行提供了行政法规支撑。
真正的时代跨越，始于2026年7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明确无人机的民用航空器地位，增设相关内容，建立全链条适航管理、唯一产品识别码、分类空域与飞行规则体系，彻底解决了长期以来无人机“法律身份模糊”的痛点。同日实施的《民用航空空中交通管制员执照管理规则》，进一步从管制人员资质层面发力，要求管制员必须掌握无人驾驶航空器相关知识，为未来有人驾驶航空器与无人驾驶航空器融合运行的空中交通管理储备人才和能力。
从2013年驾驶员资质管理的破冰之举，到2024年行政法规的体系奠基，再到2026年7月1日新民航法的顶层定调，中国无人机立法走过了从空白探索到法典的历史进程。新民航法的实施，不仅底开启了无人机监管的法治体系，推动两者从“各自飞行”逐步走向“融合共生”。这不仅是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更是我国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法治保障，一个有人与无人航空器融合飞行、共生发展的新时代，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岭海低空 洞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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